中新社济南7月23日电 题：中国绿色金融将为全球减碳提供什么新思路？

　　——专访中国农业银行绿色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创新实验室绿金团队负责人李长波

　　中新社记者 沙见龙 李欣

　　绿色低碳发展是可持续发展之路，世界各国根据国情提出“双碳”目标并为此努力。金融撬动低碳市场的空间有多大，各国探索有何相互借鉴之处？中国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信用管理部/绿色金融创新部绿色金融业务专家、中国农业银行绿色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创新实验室绿金团队负责人李长波，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进行专业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绿色低碳发展，世界各国为何要走低碳发展之路？

　　李长波：从人类历史发展看，使用化石能源前，气候也在不断变化。但变化速度一般比较缓慢，碳源与碳汇的关系相对平衡，自然界有充分时间适应变化。但随着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使用，碳排放量不断增加，造成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各种环境问题。绿色低碳发展就是让人类在进行各种活动时尽力减少耗能，从而缓解全球气候问题。

　　面对这一课题，各国形成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共同”是因为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每个国家都要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区别则在于，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人均高排放负责，减排是法定义务；而仍以经济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为首要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减排属自主行动。

　　作为发展中国家，2020年9月，中国提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位于新疆哈密市的哈密石城子光伏产业园。中新社发 蔡增乐 摄

　　中新社记者：实现碳中和的路径有哪些，金融如何发挥“活水”作用？

　　李长波：从机理上分析，有两条路径：减少和控制碳排放、增加和促进碳吸收。

　　前者涉及能源结构调整和重点领域节能两方面，一是要限制化石能源使用，这就要让使用者付出更高成本，衍生出碳定价、碳税、碳交易等措施；二是要增加清洁能源使用，大力发展光伏、风能、氢能、核能、水电等。

　　促进碳吸收则主要表现在技术固碳和生态固碳两方面，分别通过碳捕集、利用与收集技术(CCUS)和增加森林、草原、绿地、湖泊、湿地等生态碳汇措施实现。

　　碳中和涉及到产业的前中后端，这为金融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广阔空间。例如，银行机构提供贷款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升级，贷款支持光伏、风能等新能源建设，为固碳技术项目提供金融支持。

　　山东济南的风力发电设施。中新社发 徐舟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是什么？目前有哪些成功案例？

　　李长波：绿色金融有两层含义：一是金融业如何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017年获批中国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浙江省衢州市，有一项十分有力的创新。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心支行联合衢州市发展改革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等实时采集企业能源数据及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确认的工艺碳排月度数据，在全国率先建设工业、农业、能源、建筑、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六大领域碳账户体系，运用权威、科学、数字化的碳核算方法和技术构建市场主体碳账户。同时开发算法模型，按照碳排强度标准为企业和个人进行深绿、浅绿、黄色、红色四色贴标。此举为金融机构有效识别绿色低碳项目和企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基于碳账户信息优化业务流程和服务，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金融支持。

　　通过碳账户金融，商业银行可以借助碳征信报告全面掌握企业碳账户信息，确定支持对象；还可以通过碳账户算法模块测算企业碳排量，进行贷前碳效分析，提高信贷审批效率，为差异化信贷政策提供可操作性。这是可供借鉴的良好模式。

　　中新社记者：今年来，中国多家银行“试水”个人碳账户，助力系统推进个人消费行为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这对中国“双碳”目标有何作用？

　　李长波：在此之前，中国其实早有探索。2021年，中国银联联合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商业银行，共同发布银联绿色低碳主题卡产品，分为企业版和个人版。其最大特色是利用银联跨市场、跨地域的交易数据平台，以企业和个人交易行为数据为计算基础，精准追踪企业和个人的碳足迹，构建银联绿色低碳积分体系，用户获得的积分可兑换相应权益，这便是碳普惠体系。

　　近日，中信银行面向个人用户推出的“中信碳账户”内测版上线，该账户平台是首个由中国国内银行主导推出的个人碳账户，通过用户授权自动采集个人在不同生活场景下的低碳行为数据，并通过科学计量方法累计个人碳减排量，为每个用户提供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的有力证明，打造个人独一无二的“绿色生活名片”。据核算预测，每年中信银行信用卡用户通过在线金融服务方面的低碳行为，累计可减少超200万吨的碳排放。

　　今年以来，中国多家银行探索建立“碳账户”体系，并面向个人用户推出“碳账户”特色产品。未来在加快碳账户“资产”变现、加快完善相关标准，让个人减碳行为能科学合理量化核算还需要银行多做尝试。这样可以形成绿色消费意识的正向激励，提高全民参与、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意愿，引导社会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通过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引导或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绿色生活方式普及将凝聚起强大的社会节能减排力量，加快推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

　　店主在位于吉林长春的“绿色兑换”超市整理旧物。这家超市将市民的旧物换购成市民所需商品，倡导“绿色生活”。中新社记者 张瑶 摄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低碳”发展是世界各国今后很长时间内的焦点话题和重要对话领域之一。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为全球减碳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李长波：作为经济大国，中国长期致力于走绿色发展之路，不仅以“碳减排”作为重要抓手，通过“碳成本”这一要素的流动，推动全国产业结构性改革，而且发力能源替代，在新能源领域建立起全球最大的产能、投资、建设和运维市场。

　　广东省出台的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目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该省鼓励将具有广泛公众基础和数据支撑、充分体现生态公益价值的低碳领域行为开发形成碳普惠方法学进行申报。经评估论证，条件完备、科学合理且具备复制推广性的碳普惠行为方法学将被备案，并向全社会发布。

　　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按照自愿原则参与碳普惠活动，依据碳普惠方法学申报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部门依据碳普惠方法学要求进行初步核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视需要可委托第三方核查机构对该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进行核查，经核查无误的予以备案，并通过省级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登记薄系统将省级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发放至参与者账户中。碳普惠核证减排量通过挂牌交易、竞价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交易，可作为补充抵消机制进入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部门确定并公布当年度可用于抵消的碳普惠核证减排量范围、总量和抵消规则。这一方法运用相关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交易机制，带动社会广泛参与碳减排，促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及增加碳汇。(完)

　　受访者简介：

　　李长波，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济南分行副行长，德州、淄博分行行长，山东省分行金融市场部/投资银行部总经理、金融市场业务专家，现任山东省分行信用管理部/绿色金融创新部绿色金融业务专家，总行绿色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创新实验室绿金团队负责人。曾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中新社太原4月24日电 题：一座云冈石窟，何以承载千年民族交融？

　　——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君

　　中新社记者 胡健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合称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犹如一部刻在山崖岩石上的史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融汇了鲜卑、汉等民族以及中亚文化的精髓，是北魏文明的绚丽瑰宝，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

　　202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云冈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石窟是如何体现民族融合的？在民族交融的历史中有着怎样的价值？近日，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君。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开凿的洞窟，从它大大小小的洞窟和造像来看，是如何体现民族融合的？

　　李君：《魏书·释老志》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对云冈石窟一期洞窟——昙曜五窟(16-20窟)的描述。

　　第20窟主尊佛像身着袒右覆肩式袈裟，在展现古印度秣菟罗造像艺术特征的同时，还体现拓跋鲜卑民族剽悍与强劲、宽宏与睿智的民族精神。第17窟主尊胸前配有龙头璎珞挂饰，头戴花冠，佩臂钏，生动再现了贵霜王朝的王子形象。第16窟主佛肉髻和水波纹发式为犍陀罗艺术风格，身着厚重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则显示了从印度及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转变的趋势。

　　这些佛像雕刻粗犷浑厚、雄浑大气，体现了中原传统的审美特征以及拓跋鲜卑的精神面貌，云冈石窟中胡汉杂糅、民族融合的特点一览无余。

　　云冈石窟第16窟立佛。武俊杰 摄

　　云冈中期洞窟壁面上既有塔刹、相轮组合的窣堵波式佛塔，又有汉地仿楼阁式方形塔。第10窟前室北壁东西两侧佛龛柱头有着浓厚的古希腊伊奥尼亚式风格。古印度建筑的雄浑壮魄、古希腊建筑的精巧柔美与汉式建筑的富丽堂皇都集中在云冈二期的洞窟中，多元文化的荟萃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及中亚、西亚的乐舞不断传入平城(注：今山西省大同市)。这种盛况在云冈石窟中以雕刻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云冈石窟有24个洞窟雕刻乐舞图像内容，包括乐器雕刻530余件28种，乐队组合60余组，其中既有中原汉式琴筝箫笙及鲜卑大角，也有龟兹细腰鼓、五弦，还有西亚系波斯竖箜篌、天竺梵呗，胡风汉韵，兼容并蓄。

　　细腰鼓在云冈石窟雕刻中有68件，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和甘肃敦煌莫高窟北凉、北魏、西魏、隋代壁画中均有出现。云冈石窟第11窟、第13窟雕刻着两幅手鼓图像，手鼓经丝绸之路传入龟兹，如今仍是新疆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的传统乐器。北朝时，短颈琵琶由波斯传入中国，云冈石窟有近50件琵琶雕刻。波斯乐器竖箜篌在汉代时期由中亚传入中国，在云冈石窟中的形制更加多样。

　　云冈石窟第12窟又名“音乐窟”，前殿上壁雕塑的数十身伎乐天人形象正在演奏琵琶、筚篥、古琴等各种中西式乐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宫廷交响乐团。武俊杰 摄

　　云冈石窟用雕刻记录了北魏的乐舞艺术，融合了中国南北方、西域和中原传统雅乐以及中亚的音乐精华，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例证，为研究北朝时期的乐舞文化提供了独特的画卷。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云冈石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结晶？

　　李君：根据《魏书》的记载，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同年七月迁都平城。从平城建都之年开始，凡是被从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占城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了平城附近。被强制迁出的地区包括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东北和龙、东方青齐，这些地区是当时北中国地区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范围和程度是空前的，南匈奴、羯、氐、羌、鲜卑等部族很大程度地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云冈石窟最著名的第20窟。武俊杰 摄

　　在这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北魏皇室在定都平城期间，迈出了汉化改革的第一步。道武帝建都平城之时“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到了太武帝时期，按照汉式风格修建首都，营建宫室，改革官制，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议国事，一时间胡风、国俗杂相揉乱。

　　北魏自定都平城后，与佛教盛行的西域国家往来频繁，《北史·西域传》中有对这一盛景的描述：“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使遣使来献……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云冈石窟第8窟东侧摩醯首罗天。云冈研究院供图

　　这些官方往来，既为北魏平城带来了先进的佛教思想和造像模板，又使得平城地区成为北朝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聚集的大量劳动人口和巨大财富被北魏皇室集中起来，融合了东西方技艺，在平城内外产生了一大批规模宏伟的建筑。在此背景下，融合鲜卑、汉族以及中亚文化精髓的云冈石窟应运而生。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云冈石窟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其多元文化交融的属性，在中华文化中有何种价值？

　　李君：北朝时期鲜卑族南下定都平城、推行汉化改革，加速了北方民族融合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云冈石窟所在的大同市，古称云中、平城，是中国的九大古都之一。这一地区处于寒冷的畜牧地带与温暖的农耕地区的交错带上，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锯地带，是中原汉民族所建立王朝的边防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关口，同时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过渡和纽带。

　　第8窟后室北壁上层帷幕东侧飞行夜叉。云冈研究院供图

　　《魏书·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北魏平城是当时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西域诸国、凉州高僧、汉地豪族均在此地集聚。

　　文成帝复法之后，命高僧昙曜于平城西武州山，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昙曜本为凉州禅僧，师从天竺高僧昙无谶，所以云冈石窟自开凿时起就是多元文化汇聚的结果。

　　云冈石窟第7窟后室南壁供养人。云冈研究院供图

　　云冈石窟作为多元文化的交汇地，造像题材多样化，有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并在石窟壁面上生动地再现了《后汉书·西域记》中所载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壮观场面。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乃至中亚等地商人，是当时中原与西域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身影在云冈石窟中时有出现，例如第6、12、16窟，中亚、西域等地的商人都以胡商身份客串于佛本行故事中，是对当时中原北方地区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真实再现。

　　云冈石窟是在北魏开放融合、文明互鉴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艺术宝库，如同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散发着璀璨瑰丽的光芒，用图像生动地记录了鲜卑族的汉化和北朝的民族融合过程，为后世研究北朝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手材料。这些佛教造像还经海路传播到日本、朝鲜，云冈石窟也因此被誉为“东亚佛教美术的母胎”。(完)

　　受访者简介：

　　李君，男，1966年12月出生。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2008年起任山西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学科带头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山西省“三晋英才”高端领军人才。

　　 研究方向为史前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具有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质，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项目。主持发掘泥河湾盆地马圈沟、于家沟及一系列遗址、南庄头遗址、姜家梁墓地等，其中于家沟遗址和姜家梁墓地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年来围绕山西省大同、朔州地区进行基础调查和发掘工作，提出“大泥河湾”概念。

　　 出版及刊登研究成果数篇，包括《泥河湾旧石器文化》(合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石家庄元氏鹿泉墓葬发掘报告》(合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旧石器遗址与古人类活动信息》(《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地质出版社，2011年)，《中国北方早期粟类利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12年)，《云冈石窟第七、八窟图像内容与组合特征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20年)等。

　　5月10日电 综合消息，当地时间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乌克兰版的“租借法案”——《2022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准许加速运送武器援助乌克兰。

　　当日拜登宣称，该法案是美国“支持乌克兰及其人民捍卫国家和民主”的重要工具。他同时表示，准备在国会做出政治让步，以便能迅速获得国会批准另一项33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经费。

　　资料图：美国总统拜登。

　　“租借法案”显示，美国总统可于2022与2023财政年度，授权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政府或其他受冲突影响的东欧国家政府出租或借用国防物资，旨在加强这些国家的防卫战力。目前，美国向乌提供军事装备需要通过一系列程序，但未来，军援乌克兰将大大提速，武器装备实际上是赠给基辅政府。

　　乌克兰官员认为，法案最重要的一环是实质上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它偿还能力以外的所需援助。

　　这一法案，可谓“杀人”又“诛心”。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承诺提供的军事援助已经达到38亿美元。就在上周，美国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额外军事援助，包括炮弹、炮火反击雷达、干扰设备和野战设备。

　　2022年1月25日，乌克兰基辅鲍里斯皮尔机场，工人们正在卸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物资。

　　分析认为，美国对乌提供一系列重型武器旨在营造两股战略态势。第一，乌军拥有西方大批军火支援，并非“软柿子”；第二，俄罗斯深陷“战争泥沼”。通过这两种态势的塑造，在全球媒体内形成“普遍认知”，再将这种舆论风向吹回俄罗斯，以影响民意，进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权“釜底抽薪”。

　　而推出乌克兰版的“租借法案”，更是意图抹去俄罗斯在二战以来所付出的所有牺牲和努力，将俄罗斯推向世界的对立面，并让美国等援乌阵营披上“正义”的外衣。

　　《2022乌克兰民主防御租借法案》是1941年二战的《租借法案》更新版，当时为了联合对抗希特勒的纳粹，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后生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得以“出售、转移、交换、租赁、出借等任何防御物资”，给予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美国当时总计提供近500亿美元的租借武器给包括英国在内等盟国。

　　媒体分析认为，美方此时希望“复刻”二战时期，美国援助英国首相丘吉尔打赢纳粹的历史，助基辅政府成功抵抗俄罗斯，并进一步将“俄罗斯”与“纳粹”画上等号。

　　“杀人诛心”外，美国更是期待通过这一法案再大赚一笔。1941年“租借法案”生效后，美国不仅赚了军火钱，更是凭借超强军事力量树立了自己的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

　　当地时间2月10日，美国飞机将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美国国会议员直言，希望该法案能够像在80年前的二战中一样发挥作用。其弦外之音，或许也希望该法案能让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继续“捞金”。

　　在此法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后，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华盛顿的动机非常明确，军事援助租借法案将使美国国防企业的利润增加数倍”。

　　“租借法案”的生效，让外界得以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打的如意算盘。只是希望能否成真，俄罗斯是否会有其他反制，仍旧需要时间的验证。(完)

　　中新社北京11月21日电 题：考古“何以中国”？

　　——从中华文明探源看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 许宏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

　　文明交流互鉴的题目很大，考古界的探索，可为讨论该问题提供一个有益侧面：早期中国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外来文化有何互动与交流？

　　视频：【东西问】许宏：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来源：中国新闻网

　　考古现在是热门话题，很大程度上与考古研究对象的可视性有关，比如三星堆文物带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首次向公众介绍这一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的研究成果。这其中给出三大时间节点：一是距今5800年前后，各地出现了一些文明起源迹象；二是距今5300年以来，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三是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民众在河南三门峡市仰韶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刘鹏 摄

　　也是那次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代表探源工程专家组，就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出研究结论：“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铸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非常令人欣慰。中国从来没有置身于世界之外，中华文明是全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体系的历史，5000年还是500年？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初期，一千多年时间里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如小麦、黄牛、绵羊、车、马，用马驾车的习俗，用兽骨占卜的习俗，带有多条斜坡墓道的王陵大墓，这些进入中国的外来因素，都应放到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理解，要搞懂中国就不能只懂中国。例如，距今3200年前后，中原地区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出现家马和车，放眼内亚地区和西亚地区，就能发现这里面有一个由西向东的清晰的文化传播路径。

　　殷墟王陵遗址内的车马坑遗存。孙自法 摄

　　冶铜技术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也值得关注。地中海东岸及其周边出现了最早的金属技术、农业、文字和国家，这些文明要素由此向外扩散。这是人类走出非洲后的第一个大十字路口。西亚的青铜时代大致开始于距今5000年；到了中亚一带，是距今4000年前后；而进入东亚，到河西走廊、甘肃和青海地区、长城沿线的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乃至中原腹地的二里头都邑，是距今3700年前后；再往东，到山东地区是距今3400年前后，那是中原青铜文明向东推进的产物；而到朝鲜半岛是距今2000多年的春秋时期；进入日本列岛的时间则更晚，日本列岛没有青铜时代，因为青铜器和铁器同时进入。这就是“西风东渐”。

　　西方学者提出过一个问题，世界体系的历史究竟是5000年还是500年？绝大部分人认为是500年，即大航海时代才开始有世界体系。考古学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是5000年，即横跨欧亚大陆的冶金术传播和青铜贸易体系的出现，代表着最早的世界体系的出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青铜礼容器、青铜礼兵器。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长条形的青铜兵器，最初定名为钺，后来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它应被命名为“草原式战斧”。这类兵器常见于欧亚大草原，位于距二里头非常遥远的中国北方及以西地区。那里的文化因素被中原腹地的二里头人借鉴和吸收，形成了改良的“草原式战斧”。这显然是文明交流的产物。

　　虽然冶铜技术通过“西风东渐”到达东亚，但中原人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吸收创新。在此基础上，古代中国有了更复杂的复合范铸造技术，里面是模子，外面是范，即“模范”。“模范”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技术和理念造就了中国思维，后来浸润在中国人的骨血里，形成了中国文化最基本的DNA。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商后母戊鼎。刘宪国 摄

　　再如二里头还出土了一种特殊的“货贝”，即被用作货币的贝壳。经研究，这类贝壳只见于南海和印度洋以南的热带海洋，中国境内最早发现海贝及其仿制物的地区，居然是位于西北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而在殷墟时代以前，东南沿海的遗址中未发现任何贝类。这说明二里头贵族墓葬里，组成墓主人脖子上项链的近百枚海贝，是翻山越岭地引进内陆的贵族奢侈品，极可能是从印度洋经高加索、中国西北等地进入中原腹地。这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例子。

　　什么造就了中国？

　　早期中国出自广袤的东亚大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历史悲喜剧都在地理这个大舞台上演。20世纪3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指出，“瑷珲—腾冲一线”是一个重要的当代人口分布线，94%的人口在这条线的东南，而6%的人口在西北。考古学家惊讶地发现，几千年前的人口分布就与这一分布大体一致。这条线的东南位于400毫米到600毫米等降水量范围内，适于定居和农耕，因此人口迅速膨胀繁衍，农业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重要的作用。

　　西北干旱地区的最大优势是面向内陆，在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乃至大航海时代之前，西北地区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波波文明潮由此涌进中国，才有了以“模范”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使中国的青铜文明屹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林，生发出璀璨的文明之花。再如，小麦在四五千年前从西亚地区引进中国，进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食文化，甚至占有重要位置。

　　四五千年前从西亚地区引进中国的小麦，在中国人的粮食结构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确·胡热 摄

　　中华文明经历了小国寡民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根据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提法，那是“满天星斗”的时代。从二里头时代开始，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域王权国家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有了核心，即“月明星稀”的时代或有中心的多元时代，一方面有了中心，另一方面仍然多元，例如三星堆文明就不归属于同时期的殷商王朝。到了秦汉王朝，中华文明开启了帝国时代，是一体一统化的“皓月凌空”的时代。

　　梳理这些节点可以发现，以科技为主的物质文明一直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进入青铜时代，有了以车作战的手段，广域王权国家得以形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随着铁器的出现，骑兵开始走上战争舞台，催生了帝国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要之，从多元到一体是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认知。

　　秦始皇陵兵马俑。程越峰 摄

　　中国有句老话叫“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做考古和历史学研究的，越是进行长时段的探究和比较，越深感整个人类一体化、共通性的份量。一些小的差异是在不同的地理、地缘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尽管各族群的具体道路不同，在过程、思维上有一定差异，但人类总体应是一个大的共同体。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在人类文明的大层面上应该求同，而各个不同区域、族群内的文化应该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秉持者，在全球文明史的大框架下探究自己的本源，会看得更为清楚。

　　让我们在“何以中国”之问中，感受考古的发现之美与思辨之美。(完)

　　专家简介：

　　许宏，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著有《先秦城邑考古》《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发现与推理》《三星堆之惑》等书，主编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等，其著作被译成英、俄、韩等多种文字。